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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其屯田区遍布于西起上邽（今甘肃天水），冬至青、徐，北至幽、蓟，南即淮南的广大地域，其中仅在今河南省境的即有许昌、襄城、睢阳（今商丘）、弘农（今灵宝）、洛阳、野王（今沁阳）、原武（今原阳）、汲县、宜阳、南阳、荥阳、河内（今武陟）、汝南（今息县）等处。又据文帝谢劝进令云：“且闻比来东征。经郡县，历屯田，百姓面有饥色（《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此处将屯田与郡国并提，也是屯田组织遍及各地的明证。
蜀汉民屯仅有前述吕乂屯汉中的记载。益州成都平原早在先秦时期已得到开发，汉末又未经大的战乱破坏，没有发生严重的粮荒问题，仅为解决军粮运输的困难而在接近前线的汉中推行屯田。
东吴屯田则较为广泛，最主要的有“赤乌中（238-250年），诸郡出部伍，新都（今浙江淳安）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今江苏武进），男女各数万口（《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注引《献帝传》）”。
此外，见于《宋书·州郡志》分布于丹阳郡境内的还有“江乘（今南京市东）令，汉旧县......吴省为典农校尉”，“湖熟（今江苏江宁县境）令，汉旧县，吴省为典农校尉”，“于湖（今安徽芜湖东北）令，......本督农校尉治所”，“溧阳令，汉旧县。吴省为屯田。”等。
其他：华覈“始为上虞尉、典农都尉《三国志·吴书·华覈传》”，在会稽郡境；前举陆逊屯田海昌，则在吴郡境内；孙权别赐吕蒙“寻阳屯田六百户”，更远及荆州。由此可见东吴民屯虽不若曹魏之普及，但从其遍及长江中下游来看，为数也不在少。
而据《晋书·地理志·总序》记载，晋初废除屯田制后，太康元年（280年）西晋灭吴重新统一全国时有户2459840、口16163863。比《通典》所记载的三国总户数增加了67%，即986417户；口数增加了110.7%，即8490982口。
无疑，增加的大部人口便是原屯田客转为州县的编户，也就是罢屯田以前屯田客的户口数。
三、“兵家”和“吏家”也不属于州县的管辖
《三国志》裴松注所记蜀、吴投降魏、晋时的士民簿和图簿，均将州县的“户”、“口”与“兵”、“吏”并列，即户口统计时分“户”、“兵”、“吏”三类。
曹丕定都洛阳后“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三国志·魏书·辛毗传》”及东吴“嘉禾四年（孙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三国志·魏书·满宠传》”，这些对士兵以“户”或“家”相称的记载，表明士兵是与其家属一起，作为“兵户”或“兵家”而单独入籍的。
曹魏的兵士及其家属统称为“士家”，其身份低于编户百姓。士之子称“士息”，世代为兵；士之女称“士女”，必配士家，除了立有军功的士死后其妻可免于陪嫁外，寡妇均由政府抑配给士。士兵逃亡“重士之法，罪及妻子《三国志·魏书·卢毓传》”，更是要被没为官奴婢或处死。
史载“士息”出身的赵至，幼年“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晋书·赵至传》”，说明士家“出战入耕”：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如邓艾在两淮置军屯，“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曹魏政府对军屯上的田兵仍按军队原来编制，在度支中郎将、司农度支校尉及度支都尉管理下从事农业生产。
蜀汉管理兵家军屯的机构为“屯田校尉”，同样独立于州县之外。东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度。带兵将领多系世家豪族，常拥有部曲数千以至数万，并由父子兄弟世代袭领。如朱桓部曲万人，后由其子朱异承袭。作为政府兵士的部曲，又称为“作士”，他们在国家的军屯上从事生产，或为将领种地服役，在将帅的统领下且耕且战，“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三国志·吴书·陆觊传》。”他们和领兵的将领一样，也是世代相承的。
尽管三国时吏家的情况史籍少有记录。
但如吴永安元年（258年）景帝诏：“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憨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三国志·吴书·三嗣主孙休传》。”
又魏青龙三年（235年）明帝诏：“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谏阻：“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
以上几种说明吏即“庶民之在官者”，大多是在郡县服役的“吏卒”、“吏家”，和士家同样是世代相承的，只是其地位较多于士家而已。
杜佑《通典》对三国人口的统计，仅限于州县编户，而不及“兵家”与“吏家”。这自然是不全面的。
《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蜀、吴两国的兵、吏数字，乃指兵、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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