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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土《三国志·蜀书·张裔传》”的“大姓”。一些夷族中汉化较深的奴隶主，也纷纷放弃奴隶制方式，转化为封建主，并成为了拥有自己部曲的“大姓”。
而在刘焉、刘璋统治时期，豪强地主即拥有众多的部曲、甸客。蜀汉统治下，这一封建隶属关系则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据《华阳国志·蜀记》记载：“妻阝县（今四川三台县）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马家，世掌部曲。”又成都有柳、杜、张、赵、郭、杨等大姓，广都县有大姓冯氏，绵竹县则以秦、杜为首族，都拥有为数众多的部曲。而且大姓势力的发展，其力量已足以与当地政府分庭抗礼。
时诸葛亮征服南中后，还把封建隶属关系带到了西南少数族地区，为巩固其统治，采取扶持和依靠“大姓”的政策，曾以强制的方法将俘获的“夷族”人口“羸弱配大姓焦、雍、娄、孟、量、毛、李部曲……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全帛骋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变世袭官《华阳国志·南中志》。”至于蜀汉政权的贵势之家拥有佃客、奴婢的情况，史籍虽少有记载，但从李严以罪废后犹有“奴婢、宾客百数十人”一事，当可见其梗概。
再说以世家豪族作为政权基础的东吴，则也是采取了与曹魏给客制度相似的复客制度，以赏赐功臣的形式，赐给大族以土地和佃客。
如吕蒙征皖有攻，孙权“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蒙死，“蒙子霸袭爵，与守冢户三百家，复田五十顷《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蒋钦卒，孙权“以芜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顷给钦妻子《三国志·吴书·蒋钦传》。”
陈武死，“权命以其爱妻殉葬，复客二百家（《三国志·吴书·陈武传》注引《江表传》）。”
潘璋死，“璋妻居建业，赐田宅，复客五十家《三国志·吴书·潘璋传》。”
而孙权给臣下的这些赐客，便称为“复客”，也是享有免除承担国家租役特权的。如周瑜卒，权“著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意思就是哪怕其中的客人即使是有来自“逋亡”的，也都不得查究，如此，赋役当然更是免除的了。
《三国志·吴书》中常有“殊其门户”的记载，可见世家豪族是普遍享有这一特权的。他们从孙氏皇室合法地分得土地和劳动力。在其荫附下的佃客，也就成了从政府编户齐民中分割出去的户口。
《抱朴子·吴失篇》对吴“势力顷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的世家豪族曾有“僮仆成军”的描述。近人李剑农先生论及“冒荫之事已盛行于三国晚期”时，提出“盖依附私家为私家之部曲佃客。不列入国家编户者，当数倍已登记之户口（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页28）”。
故而，如除去列入“兵户”的部曲，并考虑到各地荫附私家佃客程度的不平衡，而不以世家豪族势力最盛的中原及三吴地区概其全貌，则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三国时期世家豪族所荫附的私家佃客也要倍于州县编户。其数约294.6万余户、1534.4万余口。
二、屯田生产者不列入郡县的编户
继汉末社会动乱之后，三国的统治者为使流民与土地结合，以解决军粮的需要，均有屯田制的实行。
曹操早在建安元年（196年）即开始于许下募民屯田，后又推广及于各地。
民屯的生产者“屯田客”（亦称“典农部民”）直接置于农官的管理之下。管理者在中央为大司农，郡为典农中郎将及典农校尉，县为典农都尉（《后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魏志》）。
实行军事编制，以屯为单位，每屯50人，由屯司马督领。典农官与郡县守令不相统属。
如贾逵领弘农太守，其后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三国志·魏书·贾逵传》“。这都说明了民屯上的典农官是独立于郡县之外、自成系统的，屯田上的劳动生产者则也另立户籍，不在国家正常的编户之内。
蜀、吴两国屯田组织史无翔实记录，但从吕乂为汉中（今陕西汉中）太守“皆领督农，供继军粮（三国志·蜀书·吕乂传）。”即陆逊“出为海昌（今浙江海宁盐官）屯田都尉，并领县事《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这些记载中都可见蜀之“督农”、吴之“屯田都尉”也是独立于郡县之外而自成系统的。
在屯田制下，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其身份接近于农奴的屯田客，每因不堪苛重的剥削而逃亡。如袁涣在淮南募民屯田时“民不乐，多逃亡《三国志·魏书·袁涣传》。”但逃亡的屯田客大多沦为世家豪强的佃客。而曹魏的“给客”和东吴的“复客”，常将典农部所领屯田客与土地一并赐给公卿、臣下。这也只是由国家所控制下的屯田客变为私家的佃客而已，仍旧不会成为各国正常的编户。
屯田客的人数史籍无记载。因中原战乱，荒芜土地及亡民较多的曹魏实行屯田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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