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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东汉末年时期的人口统计，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生黄巾起义的，不过跟三国时间不远了有一定的参考性，现在关于三国时期各个地方具体的人口数字资料已经没有了，只有《华阳国志》保留了益州的数目，现在只能知道三国时期各国有多少人，细分到州就不行了。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元始二年103郡国户口数总共为户1235.6490万，口5767.1401万。如以秦岭淮水为南北界线，北方人口占45弱，南方人口占15强。
如以汉武帝时所置14个监察区来划分，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过5百万的有司隶和豫、冀、兖、青、徐五州，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今陕西关中平原和黄河下游的冀、豫、鲁和皖、苏的淮河以北地区。人口总数占全国的55％。关中平原人口最集中的是长安附近，密度约达到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其次是太行山以东平原地区，除了鲁中山地、胶东半岛和滨海地区外，人口密度估计也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由此而形成二条人口比较密集的带状地区。东西向的是自京兆长安—河南雒阳—陈留—济阴定陶—山阳—东海；南北向的是自清河—魏郡—河内、河东—河南—颍川—汝南。这种分布显然与交通路线有关。长江流域人口集中在成都平原、南阳盆地和太湖平原，这无疑是由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促成的。
西汉末年的战乱，中原人士开始向长江流域迁徙，更远的还到了岭南地区。同时南方经济进一步得到开发，人口显著增加。
据《后汉书·郡国志》所载永和五年140的版籍，全国有户933.6665万，口4789.2413万。秦岭淮河以北人口占35，以南占25。户数超过百万，口数超5百万的有豫、荆、扬、益4州，除了豫州外，其余3州均在长江流域，其户数占全国的42.2％，口数占全国的37.26％。可见经过了138年，南北人口的分布起了显著变化。
与西汉末年人口相比，扬州增加了14，荆州和益州都增加了一倍。其中增加最显著的南阳郡南阳盆地，人口从194万尾数不计增至244万，零陵郡湖南南部湘、资、潇水流域从14万增至100万，长沙郡湘、资水中下游流域从23万增至105万，豫章郡今江西省从35万增至166万，巴郡四川东部从70万增至108万。可见南方人口的增加除了北方人口南移外，还由于原来中原王朝势力不及的地区深入开发的结果。而黄河流域除了少数几个郡国外，人口普遍减少。而根据各处收集到的材料，人口数如下：
公元105年东汉永兴元年5325
公元122年东汉延光四年4869
公元140年东汉永和五年4915
公元156年东汉永寿二年5649万
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分裂和战乱时期。黄河流域屡经兵燹，关中地区经董卓之乱，“长安城中尽空，并皆四散，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洛阳附近，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从洛阳至彭城今徐州的黄淮平原上，经曹操和陶谦之间战争，“墟邑无复行人”。除了战争中死亡外，大批中原人民向相对安定的地区迁徙。三辅、南阳人民多迁往益州。徐州一带人民多避乱江东。江淮之间十余万户皆渡江而东，“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还有不少士大夫甚至渡海远徙交州。在蜀汉、东吴政权内任职的不少是黄河流域迁来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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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三国时期见于史书记载中的户口数字不同于两汉，尤其是其列入州县版籍的人口，事实上仅是其全部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更多的人口则不在其国家编户齐民之内，且缺乏明确的数字可考，往往为治史者所疏忽。故，经考证，大别之有以下四类：
一、世家豪族荫附户口对魏蜀吴三国人口的分割
东汉末，中原地区世家豪族在战乱中多率领自己的宗族、部曲筑屋壁以自保。如《三国志·魏书·许褚传》中所言“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即其一例。
曹魏代汉后，世家豪族势力继续有所发展，如《三国志·魏书·田畴传》中记载：“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今河北玉田县北）中，营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馀家。”
再如魏明帝时被罢了官的杜恕仍“送去京师，营宜阳（今河南宜阳西）一泉坞。因其垒堑之固，小大家焉”（本文取自《三国志》卷《魏书·杜畿附子恕传》注引《杜氏新书》）。
而随着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曹魏政权实行“给客制度”，如《晋书·王恂传》中记载：“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一般农民为逃避赋役，纷纷依托豪强。然这些处于世家豪族荫庇之下的部曲、佃户，却是不列入政府户籍的。
蜀汉政权所在的益州，自秦汉以来迁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地主、富豪、倚靠随同南迁的汉族移民为主的“部曲”力量，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逐渐发展成为“恩信著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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