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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八点钟上班，任营岩七点钟就进厂了。他走的是北厂区的东门，东门是专门进料用的，一进门是一条五十来米的通道，正对着切草工段，这时候夜班工人正在清理卫生，准备交班，他们每个人头上都带着一顶遮着两边脸的帽子，帽子和工作服上全部是灰尘，嘴上的防尘口罩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这是纸厂最脏的工作环境，切草机和输料带虽然都装有防尘罩，但运转时仍避免不了尘土飞扬。在这里上班的工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上了年纪的老工人，也是切草工段的骨干力量，他们都有二、三十年的工龄，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对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另一种是从农村找来的合同工，这部分合同工为了能够转正，即使是最脏最累的活也不会去计较。那个年代正式工与合同工的区别是很大的：一个是铁饭碗，一个是泥饭碗；一个是能调升工资享受福利，一个是死合同工资没有正式工的福利待遇。即便如此，对于这些合同工来说，毕竟还是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如果表现好，能转成正式工，有一本城市户口，下半生也就成了城里人了。除了这两种人，其他正式工是绝不愿意到切草工段上班的，不过也有例外，那就是特殊年代的时候，像达昌奇这样被打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被下放到切草工段接受劳动改造，切草工段也就被工人们戏称为纸厂的劳改所。
任营岩走到切草机跟前后，从一名老工人手中要了把笤帚，一边打扫散落在地上的麦草，一边和这位老工人聊了起来：“我记得你是刘金贵师傅吧？”
“是啊，你还记得我呀。”刘金贵回答时有点惊讶，他心里想，有好几年没见过面了，任营岩竟然还记得自己这个普通工人。
“怎么能不记得你呢，你儿子宝成还是我带过的学生呢，听说他也在厂里上班了，是吗？”因为宝成铁路从凤凰岭市穿过，所以市里叫宝成名字的人特别多，再加上这个刘宝成当学生时特别调皮，任营岩当年做他的班主任时没少了家访，所以对这父子俩印象很深。
“宝成在纸车上上班好几年了，到现在还经常给我唠叨任老师对他的好。”刘金贵感激地说，“如果不是你对他要求的严，这混小子早到五里庙背砖头了。”凤凰岭市的监狱设在五里庙，所以五里庙就成了监狱的代称。监狱里办了一个砖瓦厂，犯人就是不用付工资的劳动力，凤凰岭市到现在还流传着一句话——坦白从宽，五里庙背砖；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感谢的话就不用说了，这都是做老师的应该做的事。”任营岩截住了刘金贵的话，转换了话题：“刘师傅，问你个事，厂里的澡堂子装上淋浴了没有？”纸厂职工洗澡，说起来是件小事，却也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不少岗位工作环境脏差乱，下班后不洗个澡就上不了**，任营岩记得自己早先在厂里工作时，厂里的澡堂子只有大池子，没有淋浴头，经常是下班晚点的工人，只能是泡在浑浊的黄汤里，所以不少人还没到下班时间，就偷偷溜进澡堂，为的就是能洗个干净澡。厂里最惦记澡堂子的人就是切草工了，任营岩这句话，是有意识地往他们心上问。
听到任营岩问澡堂子的事，旁边的几个工人立即凑了过来，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起来。“总务科的人都是吃闲饭的，说了几年了，淋浴头也没装上！”一个叫丁二平的合同工显然是对澡堂子的事很不满意，带头高声的嚷道。丁二平是厂里几百个合同工中最刺头的，不到三十岁，长得人高马大，和人吵架话不过三句准动拳头，工人们给他起的绰号就叫“丁二球”，在北方俗语中就是愣头青的意思。“丁二球”愣是楞，可是有一点，就是干活不惜力气，为人也是义气第一。“指望总务科，那是说傻话，你什么时候见过总务科的干部和你一起洗过澡？”另一个叫王景春的合同工看起来是质问丁二平，其实他话里有话，意思是说干部要洗澡，澡堂子没到开门的时间，他们就洗过了。王景春和丁二平年纪相仿，但比丁二平多念了几年书，算是切草工中的文化人，说话含而不露。刘金贵见这两个年轻人一个说的冲，一个阴阳怪气，怕任营岩接受不了，赶忙插话：“任厂长问淋浴头的事，你们扯人家干部干啥。”在场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任营岩就是新来的厂长，听刘金贵这么一说，都哑然不语了。任营岩也不愿意把澡堂子问题扩大化，他心里很清楚，工厂里的干群矛盾，是一个普遍性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工厂里事事处处都会显示，比起解放前的劳资矛盾，那要复杂多了，不像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那样简单，也不像有产者和无产者那样泾渭分明，他现在需要的是人心，而不是解决这种深层次的矛盾。见到刘金贵出来打圆场，任营岩也就不再鼓动大家继续议论，而是斩钉截铁地表态：“大家提的意见很好，今天是九月五号，一个月内，十月五号前保证让大家洗到淋浴。”连任营岩也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这么小的一个承诺，竟换来工人的一片掌声－－－－－－
离开切草工段后，任营岩又按工序进入蒸煮工段。蒸煮工段的主要设备是蒸球，蒸球是用不锈钢焊接成的球形体，容量有大有小，宏文纸厂用的是25立方米，麦草和碱液以及其它辅料装进蒸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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