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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书先生，从这个教书先生到衙门以后，冯友兰的读书开始上了轨道。看得出，教书先生对此有一定的研究，他给冯友兰三兄妹设定了四门课程：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经书不读了，转而开始习古文，读本是《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一打开就是贾谊的《过秦论》。教书先生并没有把课程排得满满当当的，一般一个上午上完了，剩下的时间孩子们可以自己安排。由于父亲不允许孩子们出衙门乱逛，因此冯友兰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签押房里有两大箱子书，还有一些时下新型的刊物，父亲允许他们在这里随意翻阅。种种安排给了年幼的冯友兰宽裕的阅读时间和空间，也在无意中培养了他爱好阅读的习惯。
爱好阅读是一种极为良好的习惯，人的一生获取知识的绝大部分都是通过阅读的途径实现的。在孩子刚开始认识世界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喜欢阅读，这将是陪伴他们一生的好习惯。冯友兰在此后的日子里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从各类书籍中收集知识和最新的思想，最终成就了自己在学术上的超凡地位。
应该说，在冯友兰接触文化启蒙的日子里，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封建大家庭的出身和遵循封建科举制度所受的教育，在冯友兰的父亲身上遗留下了明显的“绅权”的印记。因此，父亲不仅告诉冯友兰他们如何学习、如何思考，还把自己关于“绅权”的情怀传递给了他们。他的从政经历也在年幼的冯友兰心里留下了印迹，后来冯友兰在长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仍然能在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位时展现出了超强的行政能力，这与幼年时在衙门里的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冯友兰的出众其实早在年幼时便崭露头角，从六岁在家塾中读书开始，冯友兰的中文底子便如父亲所愿，打得十分牢靠。十六岁时便以复试第一的好成绩考入了开封的中州公学中学班。1912年，冯友兰考入了上海中国公学，这所学校最初是由清末革命党人创办的，它的诞生源自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而罢课、退学回国的爱国情愫。因此，这所学校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同时也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学校。
在上海中国公学，冯友兰第一次接触到了哲学——这门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学问。而使他真正向往学习西方哲学，并且在毕业后决定赴美学习这门学科的，是中州公学开设的一门名为“逻辑”的课程。冯友兰学习逻辑，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始，却让他领略到了哲学的魅力，进而点燃了他以后要选择哲学的热情，并将其视为终生奋斗的事业。对此，他的班主任笑着说他是当代的孔老夫子。
结束了上海中国公学的学习，冯友兰顺利地进入了北京大学，学习他心仪已久的哲学。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专业比起其他文史类课程属于新秀，很多当初进入这个专业的学生后来或是改换研究方向，或是中途放弃研究，只有冯友兰一直坚持了下来，而且用了一生的时光来完成关于哲理的思考。
如果说上海中国公学是冯友兰对哲学的初体验，那么到了北京大学则是冯友兰真正和哲学打交道的黄金时期。北京大学一向以名师荟萃闻名天下，在这里，冯友兰不仅可以投入忘我的学习和研究，还能从各位名家的讲义中答疑解惑、博采众长，为他以后在哲学上成为登峰造极的集大成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友兰一进北大就听说黄侃讲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这位上座率最高的著名教授以独具一格的讲课风格、抑扬顿挫的吟诵声调，还有渊博的知识储备赢得了学生们的满堂喝彩；刘师培教授的中古文学史同样精彩绝伦，虽然正值中年，但是水平很高，上课既不带书，又不带卡片，讲起课来头头是道，随便背起资料滔滔不绝，学生十分佩服；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所采用的学术方法，给予正处在学习研究中陷入迷茫的冯友兰提供了迫切需要的除去眼前障碍、开启心智的好方法。
哲学的海洋浩瀚无际，沉浸其中慢慢摸索出自己道路的冯友兰从大学三年级上学期便开始为自己确定了研究课题，具体而言是如下三个：逻辑学、欧美哲学趋势以及中国古代名学钩沉（胡适当年在北大开辟的一门新的研究课题）。从这三个选题可以看得出，冯友兰当时在北大已经在自己的思想中糅合了中西方向，这也正是冯友兰成为哲学家以后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不仅关注世界最新的哲学趋势，同时也追溯中国哲学的渊源，从而让自己在不同的思维中获得不同意义的收获。
正如泰戈尔所说，西方和东方的哲学思维在源头上是不同的，西方更注重个性的追求，东方更主张实现心中的理想，而真正的哲学家就是能将两者嫁接在一起，从而形成自己独到的、令人信服的思维方向。冯友兰便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他耗尽毕生精力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东南亚同样如此。他的启蒙源自家族，但成长却有赖于自己不断的思考和追求，他的家族为他开启了一条诗书之路，而他自己又将这条道路走出了思想的高度，进而成就了近代史上尽人皆知的冯氏家族。
望族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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