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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排队进入教室。每个一年级小学生，配备一位三年级的学兄带笔；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课，就命令三年级的学兄把握着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摹纸。
红摹纸上，一首小诗：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十枝花。
田老师先把这首诗念一遍，串讲一遍；然后，以这四句诗为起承转合，编出一段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起来。
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
一个小孩儿，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住姥姥家，一口气走出二三里；眼前要路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就走过去歇脚；亭子外边，花开得茂盛，小孩儿越看越喜爱，伸出指头点数儿，嘴里念叨着：“……八枝，九枝，十枝。”他想折下一枝来，戴在耳丫上，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迎春小喜神儿；他刚要动手，妈妈喝住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不能看景了。”小孩儿听了妈妈的话，就缩回了手。后来，这八、九、十枝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此地就变成一座大花园……这个故事，有思想，有人物，有形象，有情趣。
我听得人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戛然而止，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
那时候的语文叫国文，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入入胜的故事；一、二、三、四年级的课文，都是如此。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四年，听到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入地。
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发达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象力，在这方面，田老师培育了我，给我开了窍。
如今，我每逢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坂，遇到老人拄杖散步，仍然像五十年前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谈起往事，我深深感念田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
我十岁到通州城内念高小，级任戴鸿珍老师是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回民。戴老师擅长算术教学，国文课却不如算术课教得好；她、在思想上也是重算术而轻国文的。
第一堂作文课，戴老师命题。出了一个什么题目，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引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便不作。别的同学都已经动笔，我却不打开墨盒，也不展开作文本，只是坐在椅子上失神发呆。
“刘绍棠，你怎么不作呀？”戴老师问我。
“不会作！”我歪着头回答。
“别人都能作，你怎么就不能作呢？”
“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意思。”
戴老师火了：“什么题目才算有意思？”
“我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
“依你，写！”
“我在课堂上写不完。”
“你想到堂下抄别人的吧？”
“您发现我抄别人的，打我的手板。”
“好！”戴老师忿忿地同意了，“我看你写得怎么样再说。”
我在课堂上构思，晚自习便写起来，题目叫《西海子游记》，连写了五册作文本。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通州城内西海子东岸，我常到这百亩碧水的柳荫翠堤上玩耍，也曾下水凫来凫去，惹得警察把我脱在岸上的衣裳扔到树梢上。我对西海子的风光景色十分喜爱，因而下笔千言。
我把这篇作文送交戴老师审阅，戴老师读后给我打了满分，从此便允许我自由命题，不必当堂交卷。
当时，学校有一个佳作栏；类似墙报，由一位爱好文学的国文老师主编；每周将各班的优秀作文集中起来评选，入选者重新誊写，画上题图尾花，张贴公布于大墙上。戴老师很爱面子，每次作文都要叮咛我：“刘绍棠，想个好题目，写得好一点，争取每周都有咱们班的佳作上墙。”
呵，那时候自己的作文能上佳作栏，比今天获得这个那个大奖和溢美之词的赞誉，更令人感到喜悦和激动。
不久，通州潞河中学的三位学生创办油印杂志《益智》周刊，读者主要是城内各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每期发行数百份。《益智》周刊选登我的作文，后来又连载我的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的小说《飘零》。
戴老师感到脸上光彩，却又声严色厉地对我说：“刘绍棠，别光顾了在《益智》周刊上出风头，还得把课堂上的作文写好！”
戴老师喜欢打人，我不敢在课堂作文上偷工减料。
然而，我还是挨了打。
那时，除了两周一次作文以外，每天还要写一则日记，算是课外作业。戴老师新婚，常回北京家中与丈夫团聚。我是班长，她便委我以代阅的重任。我觉得有机可乘，便从中捣鬼，不但自己不写，还免除了一些要好同学的“劳务”。不料，有一天戴老师忽然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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