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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衙门”的休假日，古玩商、书店伙计总是不断往家跑。摩挲旧书、古玩，爱不释手，是父亲的最大快乐和幸福，然而他也就永远还不清这笔账了。
最温柔善良，从来不和人家红脸吵嘴，连对孩子也从不丝毫责骂的母亲，为了父亲在古玩旧书上的永无止境的庞大开支而埋怨，争论，最后哭泣流泪。我看见过不止一次。
对年三十登门讨账的债主子们敷衍，劝说，总也得付出一些钱来才能把他们一一打发走。虽然这只是我在孩童时代的经历，却至今如在眼前，是我幼小心灵上晴天里的阴天。但只要除夕一过，年关也就过了。那时候好像买什么都可以欠账，讲究三节结账，即春节、端午节及中秋节。节期一过，就下节再说，这是生意人的纪律和一般遵守的道德。
这篇文章从快乐的春节开始到债主子逼账结束。我想重复一遍：这确是生活的规律。我虽然生在北京，在北京长大，但父亲、母亲却都是从江苏和浙江来到北京的移民。他们都会说普通话，但是一个说常州腔的普通话，一个说杭州腔的普通话，而祖母则一口常州话，总的说来是南腔北调。所以我家的春节不是真正北京习俗的春节。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夜
【百家在线】
吴祖光曾著文回忆了当年轰动全国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二流堂”的始末缘由。
抗战期间，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团在重庆演出了《兄妹开荒》。吴祖光和一班文艺界的朋友们听到一个前所未闻的名词——“二流子”（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他们都打动了，因为大家生活都没有规律，睡懒觉，吃饭不定时是常事，于是就互相戏称为“二流子”。
有一天，郭沫若听见他们互称“二流子”，就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说好。本想请郭沫若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只得罢了。但是“二流堂”
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不久就名传遐迩，文艺界、新闻界、演员们把这里当做休息、聚会的地方。
岂料，这个朋友间的聚会在上世纪50年代竞被视为“小家族”
遭到错误批判，“文革”刚刚开始，无数的大字报、小字报、标语纷纷把矛头指向“二流堂”，吴祖光成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出现了“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的大标语。
直到1979年，“二流堂”一事才被查明，凡受到与“二流堂”、“小家族”等问题牵连的同志，都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其时，吴祖光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