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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起来早,男孩子管洗扫,在家里井中汲水入水缸及灌园,女孩子管洗衣及厨房。那时我母亲已五十以上了,家里洗衣烧饭是她管的。
暑假夏天,大家回来,早餐后就摇铃上课,父亲自己教,读的是四书《诗经》,以外是《声律启蒙》及《幼学琼林》之类。一屋子总是咿喔的读书声。我记得约十一时,我二姐必皱着眉头说她得烧饭或者有衣待洗去了。下午温习,曰影上墙时,她又皱着眉头,说需去把晾的衣服收进来,打叠后,又需烧晚饭。她属虎,比我大四岁。我们共看林琴南译的小说丛书,如《福尔摩斯》、《天方夜谭》之类。还有一次,我们两人,口编长篇小说,随想随编,骗母亲取乐,并没有写下来,记得有一位法国侦探名为“库尔摩宁”,这是我们骗母亲的。
她考入鼓浪屿毓德女校,毕业后,就吵要上福州入学高造,这怎么可能呢?我父亲生六男二女,又好做梦,叫男孩子都受高等教育,自然管不到女的了,而且女大当嫁,是当时的风气。记得听父亲对朋友讲,要送二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将漳州惟一的祖母传下来的房屋变卖来的。到了签字卖屋之时,一点泪滴在契约纸上。到福州上学,教会学校可免学费,但是单川资杂费一年就得至少六七十元。这就无法筹措。所以我二姐上进求学,是绝无希望的。
她那聪明的头脑,好读书的心情,我最晓得。她已二十岁了,不嫁何待。但是每回有人说亲,母亲来房中向她说,她总是将油灯吹灭,不同她讲。父亲在做狂梦,夜里挑亮床头的油灯,口吸旱烟,向我们小孩讲牛津大学怎样好,柏林大学是世界最好的大学。(他看了不少上海广学会的新书,所以知道这些)牧师的月收入是二十四元,这不是做狂梦吗?所以我的二姐就不得不牺牲了。
到了她二十二岁,我十八岁,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钱是借来的),她要到山城结婚,葬了她求学的美梦。她结婚是不得已的,我知道。我们一家下船,父母送女子婚嫁,送小孩远行留学,同船沿西溪到那乡镇。未结缡之先,她由新娘子袄里的口袋拿出四毛钱含泪对我说:“和乐,你到上海去,要好好地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是没有希望了。”这句话是不啻镂刻在我的心上,这读书成名四字,是我们家里的家常话,但这离别的情怀又不同了。那话于我似有干钧重的。
过了一年,我回家,沿路去看她。她的丈夫是追求她多年的中等人家的少年,家里簿有家产,婆婆也是非常自傲,娶得这一门媳妇,总算衣食无忧。她问到我学到什么英国话,我告诉她。匆匆行别,也诉不到多少衷曲。我秋天回上海,听见她得鼠疫死了,腹中有孕七月。她的坟还在坂仔西山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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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于1958年第一次到台湾,1966年决定定居台北,度过晚年。他在阳明山的房子是自己设计的,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天井。林语堂把在台北阳明山家中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林语堂曾经形容这座宅院“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