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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桂珍的个性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在父母的爱抚中长大成人的她自小便胆大过人、处变不惊，这在同龄女孩子里是十分少见的。据说，有一次她和妹妹在桥边玩耍时，偶然遇上带着狼狗和恶仆的小混混调戏非礼，倪桂珍非但没有被吓得抱头乱窜，反而厉声相对，一直相持至校警赶来，最终小混混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这样的胆识不要说在当时的社会，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令人啧啧称赞的。
由于父母的开明和鼓励，加上倪桂珍早早便接触了先进的教育，因此她很有主见，而且敢作敢为。在那样的年月里，社会的审美仍然十分畸形地崇尚“小脚之美”，女孩子长到一定的年纪就要面临缠足之痛，以可怕的经历和泪流满面的代价来换取一双“三寸金莲”。倪桂珍的妈妈、姐姐们都顺从了这样的审美观。而她则不然。先是借着生病的缘故，后是对封建礼教一点也不客气的反抗。总之，倪桂珍为自己留下了一双舒适的“天足”，并且毫无顾忌地将其保留了下来，使得“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
显然，宋氏家族的孩子们遗传了她的个性，尤其在女儿们的婚事上，尽管父母反对过、批评过，甚者两代人为此激烈地争执过，但最终，女儿们强烈的个性都让她们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母亲的影响显而易见。
在宋家，母亲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她对儿女们的要求向来都是从严、从实，这与宋耀如的慈爱、随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倪桂珍从来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出现饮酒、赌博、撒谎等不良的行为和嗜好，并且从来都不放纵他们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人们常说“养不教父之过”，但倪桂珍却认为“养不教父之过，也是母之过”，正是这样的思想才使得她对自己的孩子们始终严加管教。
著名作家埃尔默·特·克拉克在他所著的《中国的蒋家》里将倪桂珍的这种教育方式称为“斯巴达式”的教育方式，其由来与古希腊时期斯巴达人的英勇、刻苦、勤奋的品质特征相关。倪桂珍的教育并不停留在嘴上，还身体力行地独自教授他们各种自己擅长的技能，比如阅读、音乐。宋家的孩子们曾这样回忆道：“母亲单独教我们阅读和演奏音乐。她跟我们一起吃了无数的苦，但心平气和地忍受了这一切。”
“心平气和地忍受”，这样的描述将一个善良、坚韧、对孩子充满爱意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这是每一位母亲都应具有的积极的生活态度。生活中琐碎的事情很多，大多数女人在成为主妇时，尤其为人母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个“怨妇”，终日郁郁寡欢，或唠唠叨叨，那些乐观开朗的美好便被这样一分一毫地消耗殆尽。但是，这终究是不好的。要知道，任何抱怨都于事无补，不仅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反而会把这些消极情绪传递给他们。倪桂珍深谙这个道理，所以选择了用自己的忍耐和克制为孩子们树立温婉平和的形象。
查理长期生活在美国，因此他对西餐十分喜爱，而对于吃着中国菜长大的倪桂珍来讲，要做出一餐美味可口、像模像样的西餐来着实有些为难。然而，她却认真地克服了这些困难，并且使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
尽管后来他们的生活宽裕起来，家里也专门雇来了厨子，但倪桂珍还是会经常下厨房，并且召集自己的女儿们来到厨房，向她们传授厨艺。宋霭龄在这方面学得有些吃力，而宋庆龄和宋美龄却在母亲手把手的教授下，成了不错的厨师，即使日后她们成了第一夫人，也还会亲自下厨做一些精致的西餐招待那些重要的客人，这一点令很多人津津乐道。
倪桂珍支持丈夫用西方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孩子，同时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同样重视。在她看来，刺绣之类的女红是十分陶冶女孩子性情的。对自己而言，虽然她喜好读书，但是对针线活却是不行的。为此，她专门请了一位针线活做得极好而且还有些文化的刺绣师傅来教授三个女儿。
这些点点滴滴，虽然只是些生活细节，但却出于倪桂珍对孩子们深藏于内心的爱，转化为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照料和管教。宋美龄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
即使她严格管教，即使儿女们有时也会因为她的铁腕与她产生冲突，但是，在孩子们的心底，却仍旧将其奉为神明一样去对待。“我们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这是宋霭龄、宋庆龄经常和弟妹们提及的母亲的形象，为人之母能达到如此境界，也称得上是一种成功了。
与倪桂珍的严厉刚强不同，宋耀如却始终扮演着慈爱的角色，与妻子的教育方式相互补充和配合，在一张一弛间，将宋家对孩子的教育模式开启得丰富多彩，而夫妻之间情投意合、相敬如宾的感情，更让这个大家庭充满了爱的温暖。
宋耀如给予孩子们的是广阔的空间以及在这个前提下充满自信的探索。由于忙于实业，较少和孩子们相处，加之早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宋耀如格外珍视与孩子们之间的相处。如果说倪桂珍习惯于通过教授的方式与孩子们相处的话，宋耀如则更倾向于与孩子们一同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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