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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他们似乎认为，人的义务的整体”像在地图上划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义理”等等。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①和金箴②。一个得到赞许的行动总是与该行动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一个人为了孝”而行动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义理”或者仁的世界”行动时——在西欧人看来——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甚至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会随着其内中情况的变化而可能要求采取很不相同的适当行动。对于主君的义理”，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侮辱之后，就可以背叛主君。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国民对敌人作战直至最后一兵一卒。天皇一广播宣布投降，对忠”的要求就发生了变化，日本人一变而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态度。
西方人对此很难理解。根据我们的经验，人是按照其本性”而行动的。我们按照老实或不老实，合作或固执来区分绵羊与山羊③。我们把人加以分类后就指望他们的行动始终如一。他们不是慷慨大方，就是吝啬小气；不是主动合作，就是疑心深重；不是保守主义者就是自由主义者，两者必居其一。我们期望每个人既然信仰某种特定的政治思想，就应一贯反对相反的思想意识。根据我们在欧洲战场的经验，那里有合作派”，④也有抵抗派，但我们不相信合作派分子在胜利后会改变立场。而且，这种估计是正确的。在美国国内政争中，我们也承认，例如有新政派与反新政派，而且我们断定，在出现了新局势时，这两派也仍然会按其本性而行动。如果某一个人改变立场，比如，非教徒变成天主教徒，激进派”变成保守主义者等等，这种转变应当名之曰转向”，并应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新人格。
当然，西方人这种关于行为完整性的信念未必都能得到证实，但绝对不是幻觉。在大多数文化中，不论是原始的，还是开化的，男男女女都把自身描绘成为某一特定种类的人在行动。如果他们追逐权力，就会以别人服从其意志的程度作为衡量其成败的尺度。如果他企求受人爱戴，他就应与人接触，否则就要遭受挫折。他们会想象自己是严肃正直的人，或者具有艺术家气质”，或者是优秀的家庭成员等等。他们在其性格形成中一般都具有某种完形、整体性”（Gestalt）⑤，这种整体性”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秩序。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痛，这种能力是西方人难以相信的。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走极端的可能性。可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矛盾——在我们看来，就是矛盾——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同一性扎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对西方人来讲，特别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做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相互之间要求仔细酌量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良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如前所述，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箴言看做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证明了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说，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伦理戒律。用前已引用的桑塞姆爵士的话来说，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不从宇宙的高度，也能恰当地说明坏行为。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磨炼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如他们所说的，像刀上的锈一样，都不是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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