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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言
山东高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代著名作家。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他创作的《红高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获得“大家文学奖”。莫言的早期作品注重表现细腻独特的生命体验，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达到了自然与感觉的奇妙和谐。1985后，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开始文体实验，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六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大哥便以优异成绩考中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高密东北乡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哥的考中，给家庭带来了荣耀，也激活了我的大学梦想。但很快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因编写《蒺藜造反小报》得罪了当权的老师，被开除出校。时当1967年，我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
《蒺藜造反小报》只出了一期就被老师封杀了，我记得上边有一首“诗”，那大概是我最早的创作：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砸烂砸烂全他妈的砸烂，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其实当权的老师也是造反的，也是要砸烂的，但他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不同，所以我就把他得罪了。
失学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高玉宝式的痛苦。那时又复课了，我的小学同学大多转到我家前边的农业中学就读。虽然上学如同胡闹，但毕竟还上课。每当我赶着牛羊、背着草筐从学校窗外的小路上走过时，听到教室里昔日同学的喧闹声，心中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不但大学梦彻底破灭，连中学也上不成。家庭出身富裕中农，当兵很困难，招工没希望，看来只能在农村待一辈子了。在绝望中，我把大哥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翻来覆去地读，先是读里边的小说、散文，后来连陈伯达、毛泽东的文章都读得烂熟。
过了几年，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张铁生，尽管他不是什么好人，但他的方式的确启发过我，使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线光明。原来靠一封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上大学呀！于是，我就学着张铁生的样子，给当时的国家教育部长周荣鑫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上大学的疯狂愿望。信发出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正在灶前帮母亲烧火，父亲步履踉跄地回家来了。他的手上，捏着一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响。我本能地猜到了：父亲手里捏着的，就是我发出的那封信的回音。我既激动又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祸。
父亲捏着那封信——他的手在微微颤抖——并不急于给我，他的双眼盯着我，眼神是那样的迷惘、苍凉——令我至今难忘——他终于说话了：“你想什么呀？”然后他把信递给了我。那是一张很小的印有红头的便笺，上边有十几行用圆珠笔写的字迹。信的内容大概是：您的信我们收到了，您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好好劳动，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虽然是官腔套话，但当时真让我感动得不得了，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回信啊！夜里，我听到父母在低语。父亲说：“这小东西，出息好了没准能成个小气候；出息不好，就是个惹祸的老祖宗。”母亲叹息道：“委屈孩子了，那么个好脑子，天天闲着。”
教育部回信，使我的大学梦愈加疯狂。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村里待着即使我干活比牛还卖力，也不会有贫下中农来推荐我上大学。
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完全是骗人的空话，每年那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的孩子们分配的，根本轮不到农村青年的份，更别说像我这种出生在富裕中农家庭、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村青年了。
于是我想到了当兵。当了兵，只要好好干，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即使上不了大学，能提成干部，也是一条金光大道。经过连续四年的努力，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我终于当了兵，那是1976年2月。到了部队，我积极得小命都快豁出去了。掏厕所，挖猪圈，“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一次去农场割小麦，我一个人割的比全班割的还要多两垄。就这样，我赢得了全站上下普遍的好感。那时，填写入伍登记表时，几乎每个人都少填岁数、高填学历，我当然不能免俗——为此我内心紧张了许多年——我虽然小学都没毕业，却斗胆填上了高中一年级。1977年底，领导告诉我，让我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夏天去北京参加考试，报考的学校是我们本系统的工程技术学院。我既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机会终于来了；害怕的是对数理化一窍不通——连分数的加减都不会。一连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睡，想去向领导坦白真情，又怕落一个伪造学历、蒙骗组织的罪名。后来，发狠一咬牙，拼吧！写信让家里人把大哥那些书寄来，在本单位一位马技师的辅导下，开始了艰难的自学。那半年里，我在一间储藏劳动工具的小仓库里，熬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硬是从分数学到了复数。化学学了一册，物理学了两册。考期逼近，我心里越来越恐慌。别人见我如此勤奋，都说我必中无疑；但我心里清楚，半年的时间里，我只是把一些公式背熟、定理大概弄通而已，解题的能力极差，肯定考不上的。正在痛苦煎熬中，突然，上边来了电话，说考试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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