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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给，就拿着，”林正芳在东北老家的时候，钱怎么用是舒玉凤的事，再大数目的开销也由她安排，他只管往家拿钱。现在却为这点数目开了金口，因为这是自己姑娘挣的钱，“我们留一百，剩下的你自己收着，你大妈说的对，把自己从头到脚都收拾俐索了，省得受势利小人的闲气。”
因为衣着受气根本不可能，郑文芝走之前，给林书兰置办了好几身行头，所以林书兰明白，这是不想花小辈儿的钱，反正一家人，不用说得那么认真，以后自己看着缺什么，添置上就是了。
林书兰走后，舒玉凤看着桌上的一百大洋，笑：“这倒能少兑点儿金子了。”
林正芳觉得自己姑娘挣回来的钱，是另一回事，“这钱平常儿花，还是兑金子吧。”心满意足的笑模样，换得舒玉凤嗔他一眼。
之前林正芳去柳金娥的娘家，一方面是礼数，答谢亲戚的情谊，另一方面也算是确认康复的程度，可以出门活动了了，林正芳就要出城。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中曾有人反省说“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这两个明白人说的就是省的省长臧式毅和警务处长黄显声。事变前，臧式毅即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到八月底，黄显声通过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了情报，知道人即将动手，于是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学良，报告时局危险已极。
但张学良那时吸毒又得了伤寒，在协和医院住院，精力不济，对臧式毅和黄显声的警告都没放在心上，此时的回复仍和以前一样，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等等。
臧式毅无可奈何，在九一八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应留下办交涉而不肯离去，后来绝食未死，被日方拉入伪政府，未能保节。
黄显声本是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1930年被任命为省警务处处长前，已经是一旅之长了。之所以变成了警察，是因为张学良想借助黄显声的精明干练，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以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做两军之间的缓冲，避免正规军之间的正面冲突。
张学良无所作为，黄显声却不肯坐以待毙。他曾经听人讲过，张作霖说的对付人的法子：招集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能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兵，“咱干嘛要怕小呢？”
别的不说，这话道理不差。即便老帅没这样说过，军人的气节，男人的尊严，也不容他坐视家园被侵占。去北平求见张学良无果，黄显声回沈阳后便立即下令，将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
这个举动意义深远，这批枪支就是后来东北各路义勇军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而且各路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
沈阳的警察约两千人，编成一个总队，黄显声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就已经投入抗击，随后各县警察总队也纷纷行动，抗击日寇入侵。
但在蓄谋已久的精锐日军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林正芳等人遵黄显声的命令，一路向锦州撤退，不时与小股突进日军或是满奸武装交战。
东北边防军公署和省政府公署也撤到了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另一核心人物张作相都未到锦州，黄显声就成了实际的前敌总指挥，代行军政事务，期间，借助民众强烈的抗日情绪，击毙了两名影响很大的汉奸。
一个是凌印青。臭名昭著的土肥原贤二派出高级特务数人，协助凌印城人，早期***人，曾被汪精卫称赞
“智勇仁”）在盘山组建伪“东北民众自治军”。黄显声针锋相对，该伪军两名师长项青山和张海天（即老北风）对人很抵触，很快被黄显声策反，两人率军起义，黄显声派兵参战，将凌印青及特务全数击毙。
另一个是张学成。他是张学良的堂弟，凌印青被击毙后，受人鼓动，认为怀才不遇的自己，终于有机会与堂兄分庭抗礼了，于是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顾问上任，接手残余的“东北民众自治军”，号称有18个旅。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骑兵进攻张学成部。张学成的部下无心交战，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
此后，各路爱国抗战人士纷纷来投，黄显声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抗日武装。但张学良年轻且患病，摇摆不定，他一方面调动了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又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显得十分消极。
特别是在日寇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学良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寇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指挥部队反攻城市，试图调动日寇北上）。
更让各抗战部队气馁的是，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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