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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五胡乱华的起因，从汉朝开始，就不断有胡人迁入中原，在西晋时期迁入中原的胡人达到鼎盛，而在晋惠帝时期八王之乱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长期以来受到压迫的胡人趁机起兵作乱。这样，就开始了中原地区130余年的五胡乱华时期。
据史料记载，299年汉人的总人口约为1939万，匈奴人口只有汉人的30/1939=1.55%。即使只考虑北方和西方的汉人人口，那么公元280年时的北方和西方各州（司州，兖州，豫州，冀州，幽州，平州，青州，徐州，并州，雍州，凉州，秦州，梁州）合计为户数为：1434717（《晋书·地理志》）。又按上面计算出的户均6.571103人，计算，共有人口：9929048。但这还是最保守的计算法，因为当时的北方汉人，家族观念很强，而多为大家庭制，户均二、三十口的不是什么希奇现象，因此北方汉人的实际户均人口应该大大高于这个户均人数值的。而人口增长，也按20%计算，那么299年时，这些地方的汉人人数约为11914858人。匈奴人数约只有汉人的2.52%。
至于其他异族，如西戎，按江统《徙戎论》中所言的“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人数应该少于匈奴。就算跟匈奴人数同样多，299年的人口也以30万计吧，可加起来仍只是北方和西方汉人的5%。
再让一步，假设在280年，匈奴和西戎就有了19年後的人口数，即60万，但也只是北方和西方汉人的6.04%。这个数据比现在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的8.41%这个数字都还要少。
而那时的北魏鲜卑，大部尚未进入中国而居住在北方草原。北方草原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牧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极大，生产力又很原始落後，甚至不可能扩大再生产，其人口当然不可能多。这，只要看看现代的外蒙也不过才两百来万人口这一事实就很清楚了。
东北也是一样，当年满人人口，充其量也就五六十万吧？所以辽东的慕容鲜卑，人数应该比匈奴、西戎的人数还要少。由于辽东自先秦时起就一直汉人聚居的地方，当地鲜卑深受汉人影响，在慕容鲜卑内部，很早就有大量的汉人，其统治机构中的大多数当然也是汉人，例如佟寿就担任司马。“前燕在东北时，流亡人民要占原有人口数的十倍，而原有人口自然还是以汉族为多”（唐长孺《拓跋族的汉化过程》）。又据《晋书·地理志上》，辽东郡管辖八个县，共有户5400。按平均每户6.571103人计算，汉人人数为35484人。那麽即使假定299年时的鲜卑人口与辽东郡的汉人人数相当，也只有三万多人。所以，还是无法改变汉人人口所占的绝对优势。
虽然当时汉族在人口上占绝对优势，但是为什么还是出现了五胡乱华？这就不得不提一提八王之乱了。
晋元康元年(291年)至光熙元年(306)，晋皇室诸王争夺中央朝权的作战。其代表人物为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这名字够囧）、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史称“八王之乱”。
西晋初建，晋武帝司马炎以曹魏亡国之鉴而大封同姓诸侯王。太熙元年(290年)，武帝死，晋惠帝司马衷继位。此时同姓诸王的势力已发展到出则总督一方军政、入则控制中央朝权的程度。元康元年，武帝后族杨氏与惠帝后族贾氏为争权冲突激烈，皇后贾南风联合司马玮、司马亮发禁军围杀太尉杨骏，废杨太后，以司马亮辅政。旋即，贾后矫诏先使司马玮率京城洛阳各军攻杀司马亮，又借擅杀大臣之罪处死司马玮，进而独揽大权。永康元年(300年)，禁军将领司马伦举兵杀贾后，废惠帝自立。至此，宫廷政变转为皇族争夺朝权，演成“八王之乱”。次年，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等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联军数十万向洛阳进攻，司马伦战败被杀，惠帝复位，由司马同专权辅政。永宁二年(302年)骠骑将军司马乂与司马颙等里应外合攻杀司马冏，司马乂掌握朝权。太安二年(303年)，司马颙与司马颖不满司马乂专权，借口其“论功不平”，联军进攻洛阳。司马颙任张方为都督，率精兵7万东进；司马颖也发兵20余万南下；司马乂麾下也不下数万人。交战各方兵力约在30万人以上，号称百万，为“八王之乱”以来军队集结最多的一次。双方大战数月相持不下。永安元年(304年)初，司马越发动兵变杀司马乂，迎司马颖进占洛阳，控制朝政。是年七月，司马越等挟惠帝进攻司马颖，兵败东逃。司马颙乘机出兵攻占洛阳，迫惠帝与司马颖迁都长安，独专朝政。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再度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战败。次年六月，司马越迎晋惠帝还洛阳，不久，司马颙与司马颖相继被杀。十一月，司马越毒死惠帝，立晋怀帝司马炽，至此，这场持续16年的西晋“八王之乱”结束。而就是在这个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开始大规模内迁。
五胡乱华之前，北方迁入中原的胡人已高达数百万，很多地方超过了当地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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