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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
(1896 - 1989)著名桥梁学家。字唐臣,江苏镇江人。1916年以唐山路矿第一名的成绩,被清华学堂公费保送留美,成为研究生。1919年,24岁的茅以升毅然回国。
1933年至1937年,茅以升主持修建我国第一座公路铁路兼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将现代化的钱塘江大桥建成。1957年,由他主持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总长1670.4米。大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198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茅以升外籍院士称号。
我童年生长于南京,在1911年北上投考唐山路矿学堂之前,曾在南京读过3年小学,5年中学。在这8年中,国文、历史两门课程,都受教于柳翼谋先生。我对文学和历史的知识,是在柳师的启迪熏陶下,打下基础的。其后,1922年,我任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柳师亦先一年受聘为东大文史地部历史教授。1948年,我当选为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数理组院士,柳师亦当选为文史组院士。前后30余年间,自髫龄受业,乃至讲坛共事,师生情谊,久而弥笃,回忆旧日斋堂灯火,宛然如在目前,而先生谢世28年矣。追述思益小学和江南中等商业学堂旧事,存此一段史料,特为比笔记之。
思益小学建于1903年,当时叫作思益学堂,是南京最早的一所新式小学校,由于任课的教师都是社会上有名气、思想上倾向革命的青年学者,人们说它是江南才子办的学堂,深受当时文教界人士所推重。那年我9岁,原在家中从我母亲课读,祖父也有时教我读文章、写大字。思益学堂开办,我便考取入校读书,校址在中正街庐江会馆,校长是陶逊先生,教算学的是位支先生,教国文和历史的就是柳先生。他那时大约二十三四岁,原在南京江楚编译总局担任编辑教科书的工作,曾编《伦理教科书》、《女子修身教科书》和《历代史略》等书,其中以《历代史略》一书,最为人所传诵。我从先生学习历史,就是用的这一书为课本。另一位国文教师是梁公约先生,他能诗、工画,当时文化界人士所用的折扇,以能得到柳先生的字,梁先生的画,便称“双璧”,向人夸耀,亦可见两先生才名之盛。
柳先生和我家有几代世交。先生就聘于南京江楚编译总局,就是出于我祖父的推荐。最近,柳曾符教授将他家收藏的我祖父写给柳先生的书牍墨迹,给我看了。现将这3封信的原文照录,以见老一辈重才爱才之心,又对我国学校教科书的早期编选,报人曾起过传播作用,提供了可贵的史料。
1906年,我小学还未读完,就考进了江南中等商业学堂。这所中学,由当时名人张季直、黄思永先生先后任监督,柳先生受聘担任国文、历史教师。因此,我的小学3年、中学5年,都是在先生的辛勤教导下完成学业的。其届先生历在南京高等师范、河海工程学校、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讲,一时学者如宗白华、陈方恪、缪风林、束世激、王驾吾、胡焕庸、唐圭璋诸先生均先后出自先生门下,有名于世。而我自少年就学之初,即承名师指导:得窥文史学科之堂奥,先人为主,感到终身受益。
回忆当年初入校门,第一次上柳先生的课,便产生一种严肃感。
课堂订有一套规章制度,老师一进课堂,学生起立,师生相对鞠躬,然后老师坐下讲课,学生坐下听课,一瞬间师生肃然相对,好像是准备静心听讲的前奏。现在小学生上课,也要先喊声起立。这一课堂礼节,早在80年前已经建立,说明是个好制度。
柳先生讲课时声如洪钟,目光四射。讲课深入浅出,层次分明,并且主题鲜明,用语生动,使人听得入神,津津有味,而且系统性强,容易记忆。后来有人形容先生在大学讲课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目光炯炯,长髯飘拂”,引起我对先生青年时代上课情景的回忆,他那铿锵有力的语调,似仍回响在我的耳际。
我在读中学时,学校规定必须住校,功课很严,经常要进行测验,晚间自习,必须自觉地认真复习。记得曹觉民同学考试成绩最好,经常考第一,而我仅列在前10名,并且上下于第8名、第10名之间。因为我爱读课外书,如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柳先生不反对读课外书,不主张读死书,有时在自习时间,复习完了,读点课外读物,柳先生是不加过问的。
我从先生受业8年,感到最大获益之处,是在治学方法上从勤从严,持之以恒,并认识到“知识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知识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所起的作用”,这对我数十年来治学治事都有极大的影响。
先生毕生致力文史,著作等身,但对自然科学亦极为重视,曾参加中国科学社为社员,出席各种学术会议。1937年春间,先生到杭州钱塘江桥工地参观,极感兴趣,赠我七言古风一首,以《茅生以升邀观钱塘江桥》为题:秦皇鞭石不入海,钱江浩浩三千载。
吾门茅生短且悍,麾斥风霆泣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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