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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言
山东高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代著名作家。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他创作的《红高梁》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获得“大家文学奖”。莫言的早期作品注重表现细腻独特的生命体验,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达到了自然与感觉的奇妙和谐。1985后,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他开始文体实验,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六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大哥便以优异成绩考中了华东师范大学,成为高密东北乡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哥的考中,给家庭带来了荣耀,也激活了我的大学梦想。但很快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因编写《蒺藜造反小报》得罪了当权的老师,被开除出校。时当1967年,我十二岁,读小学五年级。
《蒺藜造反小报》只出了一期就被老师封杀了,我记得上边有一首“诗”,那大概是我最早的创作: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砸烂砸烂全他妈的砸烂,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其实当权的老师也是造反的,也是要砸烂的,但他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不同,所以我就把他得罪了。
失学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高玉宝式的痛苦。那时又复课了,我的小学同学大多转到我家前边的农业中学就读。虽然上学如同胡闹,但毕竟还上课。每当我赶着牛羊、背着草筐从学校窗外的小路上走过时,听到教室里昔日同学的喧闹声,心中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不但大学梦彻底破灭,连中学也上不成。家庭出身富裕中农,当兵很困难,招工没希望,看来只能在农村待一辈子了。在绝望中,我把大哥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找出来,翻来覆去地读,先是读里边的小说、散文,后来连陈伯达、毛泽东的文章都读得烂熟。
过了几年,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张铁生,尽管他不是什么好人,但他的方式的确启发过我,使我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线光明。原来靠一封信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上大学呀!于是,我就学着张铁生的样子,给当时的国家教育部长周荣鑫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想上大学的疯狂愿望。信发出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正在灶前帮母亲烧火,父亲步履踉跄地回家来了。他的手上,捏着一个棕色的牛皮纸信封。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响。我本能地猜到了:父亲手里捏着的,就是我发出的那封信的回音。我既激动又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祸。
父亲捏着那封信——他的手在微微颤抖——并不急于给我,他的双眼盯着我,眼神是那样的迷惘、苍凉——令我至今难忘——他终于说话了:“你想什么呀?”然后他把信递给了我。那是一张很小的印有红头的便笺,上边有十几行用圆珠笔写的字迹。信的内容大概是:您的信我们收到了,您想上大学的愿望是好的,希望在农村好好劳动,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虽然是官腔套话,但当时真让我感动得不得了,这毕竟是国家教育部的回信啊!夜里,我听到父母在低语。父亲说:“这小东西,出息好了没准能成个小气候;出息不好,就是个惹祸的老祖宗。”母亲叹息道:“委屈孩子了,那么个好脑子,天天闲着。”
教育部回信,使我的大学梦愈加疯狂。但我清楚地知道,在村里待着即使我干活比牛还卖力,也不会有贫下中农来推荐我上大学。
当时,所谓的贫下中农推荐,完全是骗人的空话,每年那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的孩子们分配的,根本轮不到农村青年的份,更别说像我这种出生在富裕中农家庭、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农村青年了。
于是我想到了当兵。当了兵,只要好好干,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
即使上不了大学,能提成干部,也是一条金光大道。经过连续四年的努力,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我终于当了兵,那是1976年2月。到了部队,我积极得小命都快豁出去了。掏厕所,挖猪圈,“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一次去农场割小麦,我一个人割的比全班割的还要多两垄。就这样,我赢得了全站上下普遍的好感。那时,填写入伍登记表时,几乎每个人都少填岁数、高填学历,我当然不能免俗——为此我内心紧张了许多年——我虽然小学都没毕业,却斗胆填上了高中一年级。1977年底,领导告诉我,让我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夏天去北京参加考试,报考的学校是我们本系统的工程技术学院。我既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机会终于来了;害怕的是对数理化一窍不通——连分数的加减都不会。一连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睡,想去向领导坦白真情,又怕落一个伪造学历、蒙骗组织的罪名。后来,发狠一咬牙,拼吧!写信让家里人把大哥那些书寄来,在本单位一位马技师的辅导下,开始了艰难的自学。那半年里,我在一间储藏劳动工具的小仓库里,熬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硬是从分数学到了复数。化学学了一册,物理学了两册。考期逼近,我心里越来越恐慌。别人见我如此勤奋,都说我必中无疑;但我心里清楚,半年的时间里,我只是把一些公式背熟、定理大概弄通而已,解题的能力极差,肯定考不上的。正在痛苦煎熬中,突然,上边来了电话,说考试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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