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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坤
生于沈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青联委员。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小说、散文300多万字，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白话》、《先锋》、《热狗》、《沈阳啊沈阳》、《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短篇小说《遭遇爱情》、《鸟粪》、《狗日的足球》、《厨房》、《爱之路》，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等。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首届女性文学成就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日语出版。
多年以后，每当我回忆起在我的母校辽宁省实验中学所上的“行礼”之课时，内心总是充满了深刻的感动，羞涩与感恩之情不由泛上心头。
行礼是新生入校后要上的第一课。要求其实很简单：早晨在校园见到老师后要鞠躬行礼，并问候一声“老师好”。但是，在那比较遥远的1980年的秋天里，我们却不会说“老师好”，也不习惯于行礼。“天地君亲师”的古训，以及所有的文明礼仪，早在我们这一代人一出生时就已被彻底轰毁了，从小满耳灌的便是“反师道尊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类的狂言妄语，我们从小一心想当的便是所谓“反潮流的小闯将”、“勇于造反的小英雄”。所以，到了1980年秋季里，当我们这些首届由全市统一招考入学的新生迈进实验园时，首先第一步要接受的，便是这种文明礼貌的启蒙教育。
早晨，我跟另外一名女同学在食堂吃完早饭后一道往教室走。
一路上，我们穿树丛，绕小路，已经巧妙地躲过了好几位迎面而来的老师。那句“老师好”已在心底默念演习了好几遍，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说出口，心里沉甸甸的好不紧张。这种启蒙教育早在刚上小学时就应该完成，如同父母教刚咿呀学语的孩子问候“阿姨好”、“叔叔好”一样自然，顺理成章。然而现在，这种稚嫩简单的语句却必须让一群十五六岁的、已进入青春期的半大孩子来学来说，实在是让人不好意思张开嘴，那层心理障碍一时还是很难克服的。我们低头疾走，只希望能一路顺利溜进教室，不要在中途碰上什么老师。
还好，该躲的都已被躲了过去，胜利就在眼前。我们快步疾走，快走到教学楼门前了，远远望见大门口的灰色立柱旁边站着两位执勤老师，都戴着红色袖标，庄重而又威严，正等着从此进门的学生一一向他们行礼问好。我们俩的心跳猛地又一次加快，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完了，看样子不行这个礼是不成了。
我俩远远地躲在一排柞树丛后面站定，手足无措地对视着，然后透过枝桠间的缝隙向教学楼门口偷觑，暗中焦急地想着蒙混过关的办法。这时，恰巧有两个男生从我们身后走了过来，越过我们身边，旁若无人大大咧咧地径直就朝教学楼里闯去。值勤的老师手疾眼快，一下就把他们俩截住了，不由分说，给拎到一边，开始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说服教育。我跟身边的女生一看，赶紧抓住时机，迅速从柞树丛中冲出来，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把头一低，乘隙就想往门里边钻。
“那两位女同学，你们忘了向老师行礼了。请回来重走。”
值勤的老师眼尖，又很及时地把我们叫住了（后来我知道他们一位是学校的姬校长，另一位是教务处的梁主任）。我俩低着头，捏着衣角，磨磨蹭蹭地走回来，脸都涨得通红。
“抬起头来，不必害羞。想想辛勤培育你们成长的老师，再想想抚育你们长大的家长，你们难道不想对他们致意吗？”
值勤老师很和蔼地开导我们说。他们说话时都用标准一致的教师书面语。
我们很想致意，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致意，也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该怎样致意。文明的礼节早在我们出生时就断代了，我们不晓得如今该怎样才能够接续得上。
“你们应该给老师鞠个躬，再问一声‘老师好’。”值勤老师说。
前面那两个男同学低下头，学着说了声“老师好”，声音极小，像跟谁闹别扭似的。我和女同学站在下一级台阶上看着，不停地绞动着自己的手指，样子显得十分地窘迫。
“姿势不够标准，声音也太小。”
值勤老师又提醒说。
男同学重新弯了弯腰，浮皮潦草地算是行了个礼。我们俩在身后也跟着弓了弓腰，在嗓子眼儿里仿佛很不情愿地小声咕哝出一句“老师好”。
“再大声点，把你们的真情实意都表达出来。”值勤老师说。
他笔直地站着，用充满慈爱的目光微笑地望着我们。
一时间我们的心里都有些感动，仿佛受了莫大的震动和鼓舞，羞涩和惶恐不安此时在我们眼前都不存在了，只剩下面前站着的威严的老师，老师那威严却又充满关爱的眼神，以及他身后洞开着的准备拥抱我们的美丽的教室，正充分而又挂着期盼地盈满我们的视野。我们的心弦有了几分震颤，犹犹豫豫之间，却又猛地鼓足了勇气，几乎是四人同时弯下了腰，响亮而又坚定地喊出一声：“老——师——好！”
随着这一声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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