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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了名,月考和期末考试,我都能带点奖品回家。
在进立志小学的第二年夏天,父亲去世了。母亲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全部心血倾注到我和弟弟身上。尤其对我,因为我是长子,管教极严,听得下课铃声而我还没回家,一定要查问我为什么迟到,是不是到别处去玩了。有一天,教算学的先生病了,我急要回家,可是一个年纪比我大五、六岁的同学拉着我跟他玩,我不肯,他在后面追,自己不小心在学校大院子里一棵桂树旁边跌了一跤,膝头和手腕的皮肤的表层擦破了,手腕上还出了点血。这个同学拉着我到我家中向母亲告状。母亲安慰那个同学,又给他几十个制钱,说是医治他那个早已血止的手腕。这时,我的祖母和最会挑剔的二姑母(因她排行是第二)都在场,二姑母还说了几句讥讽母亲的话,于是母亲突然大怒,拉我上楼,关了房门,拿起从前家塾中的硬木大戒尺,便要打我。过去,母亲也打我,不过用裁衣的竹尺打手心,轻轻几下而已。如今举起这硬木的大戒尺,我怕极了,快步开了房门,直往楼下跑,还听得母亲在房门边恨声说:“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儿子了。”我一直跑出大门到街上去了。这时惊动了全家。祖母命三叔找我。三叔找不到,回家复命。祖母更着急了,却又不便埋怨我母亲。
我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应当回学校请沈听蕉先生替我说情。
沈先生是看见那个同学自己绊了一跤的。沈先生带我到家中大门内那个小院子里,请母亲出来说话。母亲却不下楼,就在楼上面临院子的窗口听沈先生说明。沈先生说:“这事我当场看见。是那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跤,反诬告德鸿。怕你不信,我来作证。”又说:“大嫂读书知礼,岂不闻孝于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鸿做得对。”母亲听了,默然片刻,只说了“谢谢沈先生”
就回房去了。祖母不懂沈先生那两句文言,看见母亲只说“谢谢”
就回房,以为母亲仍要打我,带我到房中。这时母亲背窗而坐,祖母叫我跪在母亲膝前,我也哭着说:“妈妈,打吧。”母亲泪如雨下,只说了“你的父亲若在,不用我……”就说不下去,拉我起来。
事后,我问母亲,沈先生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母亲说:“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管教他们是要他们学好。父母盛怒之时,用大杖打子女,如果子女不走,打伤了,岂不反而使父母痛心么?所以说大杖则走。”
从此以后,母亲不再打我了。
这年冬季,我毕业了。转入新办的植材高等小学。植材的前身是中西学堂,校址原来在乌镇郊外一、二里的孔家花园里。这所谓孔家花园是个无主荒园,略加修葺,算是校舍。这中西学堂,半天学英文,半天读古文,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学校住宿,平时出来,排成两列纵队,一律穿白夏布长衫、白帆布鞋,走路脚弯笔直,目不斜视,十分引入注目,尤其我们这些小学生更是羡慕得不得了。
现在中西学堂改名为植材高等小学迁移到镇内,并且新建了三排洋房,地址在道教供奉太上老君的所谓“北宫”。太平军与清军在乌镇作战时,这北宫毁了大半,新建的三排洋式房子就在焚毁的空地上,包括六间教室和一间储存物理、化学教学用的药品和器具的小房。
教员和学生的宿舍却在剩下的原北宫。
我进植材后,才知道教的课程已经不是原来中西学堂的英文、国文两门,而是增加了算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音乐、图画、体操等六七门课,又知道教英文和教新增加的课程的,都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到上海进了什么速成班,一年后回来做我们的老师的。教我们英文的叫徐承焕,用的课本是内容相当深的纳氏文法第一册(按:英人纳司非尔特编的文法书共四册,最后一册讲到英文修辞学),他还兼教音乐和体操。教代数、几何的是徐的兄弟徐承奎,用的几何课本是《形学备旨》,代数课本是什么记不得了,但进度很快。
教国文的有四个老师,一个就是王彦臣,他现在不办私塾,到新学堂里来教书了,不过教的还是老一套,他教的好像是《礼记》。一个叫张济川,外镇人,他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由校方保送到日本留学两年回来的,他教《易经》,又兼教物理和化学,上化学课时,他在教室里作实验,使我们大开眼界。另外两个国文教师都是镇上的老秀才,一个教《左传》,一个教《孟子》。教《孟子》的姓周,虽是个秀才,却并不通,他解释《孟子》中“弃甲遗兵而走”一句,把“兵”解释为兵丁,说战败的兵,急于逃命,扔掉盔甲,肩背相磨,仓皇急走,就好像一条人的绳,被拖着走。但《孟子》的朱注明明说“兵”是武器,我们觉得他讲错了,就向他提出疑问,他硬不认错,直闹到校长那里。校长叫徐晴梅,是个领生(秀才考得好可以领一笔奖学金,称领生),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大概觉得不能让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就说:“可能周先生说的是一种古本的解释吧?”
图画课在当时一般的小学校里是不容易开的,因为教师实在难找。植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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