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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
当代著名作家。四川成都人,1950年随父迁居北京。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开伤痕文学先声,后又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等小说,曾激起强烈反响,长篇小说《钟鼓楼》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10多年来坚持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解读《红楼梦》,开创出“红学”的“秦学”分支,再次引起轰动。
1950年,我八岁,随父母从重庆乘轮船顺长江而下,过三峡,出夔门,开始了盆地外的人生跋涉。
父亲原是旧重庆海关的职员。新海关创建后,他被留用。留用不久,重庆海关撤销,父亲被北京的新海关总署调去任职,这就连带着使我们全家从此成为了北京人。
父亲那时对新社会的新生活,特别是分配给他的新工作,充满了喜悦与热情。他要求全家跟他一起轻装进发,到北京开创一种崭新的家庭面貌。所以,由他做主,除了最必要的衣物,我们家几乎把所有原有的家当都抛在了重庆。我的玩具,当然更在弃置之列。不过临到上船以前,我固执地把一盒“小颗颗”抓到了手中,任凭父母劝说、兄姊讪笑,硬是不松手,当然,后来大人们也就随我去;因为严格地计算,那时我毕竟才七岁半。
我所谓的“小颗颗”,是一种现在仍在生产的玩具,也就是插画积木,在扁盒子里,是一个有许多均等小格子的插盘,刚买来时,插盘里左边约三分之一的格子里,会满插着染成红蓝黄绿几种颜色的长方形小木柱;在附带的说明书上,有若干种样板图案,教给你如何挪动那些彩色小木柱,来变化出有意义的画面,如在海上行驶的巨轮、在天上飞翔的凤凰,等等;当然,你更可以发挥自己的想像力,也不必一定要用上所有的小木柱,来自由自在地插出种种你向往的事物。这种玩具现在当然无论从制作材料上和设计创意上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并且已属于比较落伍的品种了吧,但当时于我来说,摆弄它,那真是无可替代的极乐。
我把那玩具变着法儿插了个心满意足之后,便开始了我个人的一种独特的玩法:我把那些彩色的小木柱称作“小颗颗”,而且,在我眼里,它们一个个逐渐地都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有时候,我就取出若干“小颗颗”,把它们放在盖好的盒盖上,把它们,不,是他们或她们,排列组合,挪来挪去,嘴里还念念有词,或想像着那是在举行一场婚礼,红的“小颗颗”扮新娘,蓝的“小颗颗”扮新郎,其他一些“小颗颖”则分别是父母带我参加过的婚礼上的,我所能理解的其他角色;又或者是想像出在幼稚园里,黄的“小颗颗”是阿姨,许多绿的“小颗颗”则是小朋友,有的乖,有的不乖,乖的得到很甜的糖吃,不乖的被一边罚站……等等。亲爱的“小颗颗”们啊,我怎么舍得把他们抛下?即使那时我也很兴奋地闹着要快点去了不起的北京城。在驶出重庆的轮船上,除了吃饭睡觉,我几乎总跟我的“小颗颗”形影不离。
由于“小颗颗”是我最钟爱的东西,所以按说玩了那么久,那么多的小木柱,总有一百来个吧,任是爱惜,也难免弄丢几个吧,我却始终一个也不缺少。记得在重庆家里常常是不慎将盒子打翻,“小颗颗”滚了一地,我便会极认真地将他们一一拣拾清点,有一回最后怎么也找不到失去的一颗,我竟急得哭了起来,但晚上我终于还是爬到棕绷子大床底下,找到了“她”(那是红色的一颗),我高兴得就仿佛肩膀后面长出了肉翅一般!好像是在宜昌,船要停靠比较久的时间,父母便带我们上岸去玩。我竟还是固执地带着我的“小颗颗”随行。比我大八岁的姐姐讥笑我说:“哪个会偷你的‘小颗颗’啊!怕是送给别人,人家还懒得要呢!”我和姐姐之间再没别的兄姊,所以她算是最接近我的玩伴了,也只有她还有心嘲笑我,家里其他大人早就失却了议论我那“小颗颗”的兴致。
那天从宜昌城里玩完,到码头登船的时候,具体是为什么,我已经说不出来了,反正,轮船是改停在了江心,归船的旅客们,不是像下船那样,从跳板即可上船,而是要乘小木船,渡到那大轮船边上,再爬舷梯登船。
我们全家,和另一些旅客,同乘一只木船,往那大船而去。我清楚地记得,母亲牢牢地把我揽在怀中,她的体温,传递给我一种安全感。也许是船上人多,船舷压得低,江上的浪波,似乎随时要涌进船舱;我那时的身躯,应不及现在的一半大,因之我眼里的江景,便格外的雄奇。记得那已是黄昏时分,天色晦明,耸起的浪头,仿佛是露着牙的狗头,一浪接一浪,又似朝船里咬来,又似朝远处跑去;而更高的,简直是望不到顶的青黛真山,在那边承接着连绵不断的江浪,令我小小的心,充塞着神秘与惊恐……就在那一天,那个傍晚,那条木船上,在母亲的怀抱里,我做了一件事:我取出了一粒绿色的“小颗颗”,将他抛到了江浪中……那是真的,还不满八岁的我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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