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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玲
(1904 -1986) 现代著名作家。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27年12月,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1928年春,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一举轰动文坛。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写出了《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
我初次去上海,是1922年(有的记载说是1921年,系误)阳历2月间,阴历元宵节后。当时,我只差半年就中学毕业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王剑虹认识在上海办妇女刊物的王会悟,王会悟告诉王剑虹上海有一所平民女校,要我们去。我和王剑虹就去了。我们是为着寻求真理而到上海去的,当时想半年后就能得到的中学文凭丢了就丢了,大学不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上海的平民女校地址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福煦里,它的南边是法租界,北边是英租界。平民女校是二楼二底的房子,它表面上是一所学校,实际上还是**的一个秘密接头的地方,常常有人来找陈独秀、李达等人,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一会儿这个来,一会儿那个来,很热闹。起初我们住在学校对面的一所房子里,不久,我们搬到学校后门的附近,找了个一楼一底的房子住。
我们到上海以后,6个人实行“**”,每人把从家里带来的钱都放在一起,交给王剑虹的姑姑一个人管。我们生活得很融洽,因为我们都有理想。我们那时还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只是想找一条社会革命的路,当然那只能是空想。当时我们也没有读很多书。在长沙念书的时候,中学教师陈启明经常介绍我们看一点新书。我们离开长沙时,**正在筹办文化书店。这个书店全卖新出版的书,我就是在这里看到郭沫若的《女神》的。文化书店卖文艺书,也卖辩证法的书。这些书是外地出版的,文化书店代卖,文化书店代卖的都是进步的书。
我们在上海平民女校时,都没有姓。我们那时“废姓”,6个人都没有姓。我用家里的小名“冰之”,王剑虹叫“剑虹”,我们都不愿要姓了。但是“废姓”麻烦得很。人家问你贵姓?我说我没有姓,我就叫什么名字。人家说,你为什么没有姓呢?我们就给他讲道理:“哎呀,名字不过是人的记号嘛,何必要姓呢?我们不喜欢姓就不要姓嘛,用个代号就行了。我可以叫a,也可以叫b。”但结果麻烦得很,人家还是要问你,没有办法,要找个姓。我那个“蒋”字笔划太多,就找了个两划的字,姓丁吧,省事一点,我就这样姓丁了,叫丁冰之。这不是从母姓,是自己后来随便找的姓。我们这6个人同时全废了姓。
1922年春夏,我和王剑虹、王一知等在上海,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郭沫若、郁达夫等住在民厚里。我那时17岁,读过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郭沫若的《女神》。《女神》诗集中的《凤凰涅磐》和《湘累》是背诵如流的。我们带着非常景仰的心情,兴致勃勃地乘电车走了一程,沿路打听,找到了他们的住处,一个当时上海里弄最普通的石库门的大门里。跨过一个小院子就进到堂屋。堂屋里陈设很简单,中间一个四方桌子。郭坐在上边朝院子的那一把椅子上,他的旁边坐着张资平。我们几个人就围着桌子坐在下边的几个凳子上。
稍一寒暄之后,我们通报了自己的名字。郭忽然笑了起来,说道:“你们大约是来找郁达夫的?”我们都齐声解释:也是来看望你的。
还说,我们很喜欢读《女神》。郭沫若便问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的学习情况。我们简单地讲了一点。他又问谁教我们英文,我们答道:是沈雁冰。他突然大笑起来,还一边推着张资平说:“资平,我看你去教吧。哈……沈雁冰教英文……”我们都不安地看着他,不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大笑,那样看不起沈雁冰。我们惶惑地连连解释说:沈先生还是比较负责的,我们的英文读本是poor people。他继续笑道:“那是翻译本,翻译本是比较浅的。”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有同感,好像我们这几个沈雁冰的学生,更不在他眼底的样子。我们那时年轻人的自傲、不羁的心情,好像受了一点损伤,却又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天之骄子的面前不敢于有所表示的样子。于是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向他告辞出来了。当我们在民厚里外边马路上等电车的时候,确实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懊丧。
平民女校的教员有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李达等。此外有临时去讲一课的,如**讲过苏联情况。这些老师们大都另有职业,不能按钟点来校,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来,成了讲座。有时候老师夜里来了,学生们便从床上爬起来听课。平民女校有学生二三十入,分低班、高班。我们是高班,上的课是社会科学、**。低班学员的文化水平很低,有的是**人的家属,如张秋人的妻子等,上的是文化课,教语文、认字,张秋人、柯庆施等人教他们。他们是工读,一面读书一面做工,给人家做衣裳,有一个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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