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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童
原名童忠贵,江苏苏州人。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有作品百十万字,其中中短篇小说集7部,长篇小说2部。成名作为1987年发表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小说《米》、《红粉》先后被搬上银幕,《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大奖,《妇女生活》改编为电影《茉莉花开》后,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奖。苏童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出版。
我第一次去学校不是去上学,是去玩或者只是因为家中无人照看已经记不清了,那一年我大约五岁,我跟着大姐到她的学校去。依稀记得坐落在僻静小街上的一排泥砖校舍,一个老校工站在操场上摇动手里的铁铃铛,大姐拉着我的手走进教室。请设想一个学龄前的小孩坐在一群五年级女生中间,怯生生地注视着黑板和黑板前的教师。那个女教师的发式和服饰与我母亲并无二致,但清脆响亮的普通话发音使她的形象变得庄严而神圣起来,那个瞬间我崇敬她胜过我的母亲。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滥竽充数地坐在大姐的教室里,并没有人留意我的存在。我的手里或许握着一支用标语纸折成的纸箭。
一九六七年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的身上,我对阳光空气中血腥和罪孽的成分浑然不知,我记得琅琅的读书声在四周响起来。一遍又一遍地响起来,无论怎样那是我第一次感受了教育优美的秩序和韵律。
童稚之忆是否总有一圈虚假的美好的光坏,扳指一算,当时正值“文革”最混乱的年月,大姐的学校或许并非那么温暖美好的。
我七岁入学,入学前父母带着我去照相馆拍了张全身像,照片上我身穿黄布仿制的军装,手执一本红宝书放在胸前,咧着嘴快乐地笑着,这张照片后来成为我人生最初阶段的留念。
我自己的小学从前是座耶稣堂,校门朝向大街,从不高的围墙上方望进去,可以看见礼拜堂的青砖建筑,礼拜堂早就被改成学校的小会堂了。一棵本地罕见的老棕榈树长在校门里侧。从一九六九年秋季开始,棕榈树下的这所小学成为我的第一所学校。
我记得初入学堂在空地上排队的情景,一年级的教室在从前传教士居住的小楼里,楼前一排漆成蓝色的木栅栏,木栅栏前竖着一块红色的铁质标语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标语的内容耳热能详。学校里总是有什么东西给你带来惊喜,比如楼前的紫荆正开满了星状花朵,它的圆叶摊在手心能击打出异常清脆的响声;比如围墙下的滑梯和木马,虽然木质已近乎腐朽,但它们仍然是孩子们难得享用的大玩具,天真好动的孩子都拥上去,剩下一些循规蹈矩的乖孩子站着观望。
入学第一天是慌张而亢奋的一天,但我也有了我的不快,因为排座位的时候,老师把我和一个姓王的女孩排在一张课桌上,而且是第一排。我讨厌坐在第一排,第一排给人以某种弱小可怜的感觉;我更讨厌与那个女孩同桌,因为她邋遢而呆板,别的女孩都穿着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惟独她穿着打了补丁的蓝裤子,而且她的脸上布满鼻涕的痕迹。我的同桌始终用一种受惊的目光朝我窥望,我看见她把毛主席的红宝书放在一只铝碗里,铝碗有柄,她就一直把铝碗端来端去的,显得有点可笑,但这样携带红宝书肯定是她家长的吩咐。
所以入学第一天我侧着脸和身子坐在课堂里,心中一直为我的不如意的座位愤愤不平。
启蒙老师姓陈,当时大约五十岁的样子,关于她的历史现在已无从查访,只记得她是湖南人,丈夫死了,多年来她与女儿相依为命住在学校的惟一一间宿舍里,其实也就是一年级教室的楼上。现在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陈老师的齐耳短发已经斑白,颧骨略高,眼睛细长但明亮如灯。记得她常年穿着灰色的上衣和黑布鞋子,气质洁净而娴雅,当她站在初入学堂的孩子们面前,他们或许会以她作参照形成此后一生的某个标准:一个女教师就应该有这种明亮的眼神和善良的微笑,应该有这种动听而不失力度的女中音,她的教鞭应该笔直地放在课本上,而不是常常提起来敲击孩子们的头顶。
一加一等于二。
b、p、m、f。
a、o、e、i。
这才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天籁,我记得是陈老师教会了我加减法运算和汉语拼音。一年级的时候我学会了多少汉字?二百个?三百个?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就是用那些字给陈老师写了一张小字报。
那是荒唐年代里席卷学校的潮流,广播里每天都在号召人们向××路线开火,于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向陈老师开火了,我们歪歪斜斜地写字指出陈老师上课敲过桌子,我们认为那就是广播里天天批判的“师道尊严”。
我想陈老师肯定看见了贴在一年级墙上的小字报,她会作何反应?我记得她在课堂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下课时她走过我身边,只是伸出手在我脑袋上轻轻抚摸了一下。那么轻轻的一次抚摸,是一九六九年的一篇凄凉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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