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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著名学者,梵文学家,中国东方学奠基人。季羡林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在东方语种的教学和科研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专门研究范围是新疆出土的梵文贝叶经。
在这一方面,他是蜚声世界的权威。他的老师是德国的梵文大家吕德斯教授,也是以学风谨严著称的。教授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希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但是,给我教育最大的还是我写博士论文的过程。按德国规定,一个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念三个系:一个主系和两个副系。
我的主系是梵文和巴利文,两个副系是斯拉夫语文系和英国语文系。
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土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某一个教授做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
对我来讲,我好像是没有经过那样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第四学期念完,教授就主动问我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我听了当然是受宠若惊,立刻表示愿意。他说,他早就有一个题目《<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问我接受不接受。我那时候对梵文所知极少,根本没有选择题目的能力,便满口答应。题目就这样定了下来。佛典《大事》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语,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这种语言对研究印度佛教史、印度语言发展史等都是很重要的。我一生对这种语言感兴趣,其基础就是当时打下的。
题目定下来以后,我一方面继续参加教授的习弥那尔,听英文系和斯拉夫语文系的课,另一方面就开始读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大事》,一共厚厚的三大本。我真是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还要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忙得不可开交。此时国际环境和生活环境越来越恶劣,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不但黄油和肉几乎绝迹,面包和土豆也仅够每天需要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黄油和面包都搀了假;吃下肚去,咕咕直叫。德国人是非常讲究礼貌的,但在当时,在电影院里,屁声相应,习以为常。天上还有英美的飞机,天天飞越哥廷根上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炸弹落下,心里终日危惧不安。在自己的祖国,日本军国主义者奸淫掳掠,杀人如麻。“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是根本收不到家书的。家里的妻子老小,生死不知。我在这种内外交迫下,天天晚上失眠。偶尔睡上一点,也是噩梦迷离。有时候梦到在祖国吃花生米,可见我当时对吃的要求已经低到什么程度。几粒花生米,连龙肝凤髓也无法比得上了。
我的论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慢慢地写下去的。我想,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变化之前写上一篇有分量的长的绪论,说明“混合梵语”
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事》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只有这样,论文才显得有气派。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论文,做笔记,写提纲。这个工作同做卡片同时并举,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绪论,相当长。自己确实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文章分析源流,标列条目,洋洋洒洒,颇有神来之笔,值得满意的。我相信,这一举动一定会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还要把自己夸上一番。当时欧战方殷,教授从军回来短期休假。我就怀着这样的美梦,把绪论送给了他。美梦照旧做了下去。隔了大约一个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脸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感到情势有点不妙了。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画上了一个后括号。
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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