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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按图而索骥,不至于殃及池鱼,张冠李戴了。但是拉来吃,每每会连枝带叶地下来,对于橘子树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哩。
有这么多的吃法,你们不要以为那儿的橘子尽被我们几个人吃完了。鸟雀们先吃,劳工们再吃,等我们来抓来拉,已经是残羹冷炙了。所以铺张其词来耽误读者救国的工夫,自己也觉得不很讨俏,脸上无光。但是恕我更不客气地说,这儿所记的往事只为着与它有缘的入写的,并不想会有这种好运气可夹入革命文学的队伍。若万一有入居然从这蹩脚的文词里猜着了梦呓的心一分二分,甚而至于还觉着“这也有点味儿”,这于我不消说是“意表之外”的收获。其在天之涯乎?其在海之角乎?咫尺之间乎?又谁能知道!
老实说,打橘子及其前后这一段短短的生涯,恰是我的青春的潮热和儿童味的错综,一面儿时的心境隐约地回旋,却又杂以无可奈何的凄清之感。惟其如此,不得不郑重丁宁地致我的敝帚干金之爱惜,即使世间回响寂寞已万分。
拉拉扯扯吃着橘子,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三个年头,我自己南北东西的跑来跑去,更觉过得好快,快得莫名。移住湖楼不久,几年苟且安居的江浙老百姓在黄渡浏河间开始听见炮声了。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们去后,房主人又不来,听它空关着。六一泉的几十局象棋,雷峰塔的几卷残经,不但轻轻容易地把残夏消磨个干净,即秋容也渐渐老大了。只听得杭州城内纷纷搬家到上海,天气渐冷,游人顿稀,湖山寂寞都困着觉。一天,我进城去偶过旧居,信步徘徊而入,看门的老儿,大家叫他“老太公”的,居然还认得我。正房一带都已封锁,只从花园里踅进去,亭台池馆荒落不必说,只隔得半年已经有点陌生了。还走上楼梯,转过平台,看对面的高楼偏南的上房都是我住过的,窗户紧闭着。眼下觉得怪熟的,满树离离的红橘子。
再打它一两个罢!但是竹竿呢?铅丝呢?况且方天井虽近在眼底,但通那边的门儿深锁,橘子即打下也没处去找。我踌躇四顾,除了跟着来的老迈龙钟的老太公,便是我自己的影子,觉得一无可说的。歇了一歇,走近栏杆,勉强够着了一只橘子,捏在手中低头一看,红圆可爱,还带着小小的翠叶短短的把。我揣着它,照样慢慢的踱出来,回到俞楼,好好的摆在书桌上。
原来满抵桩带回来给大家看,给大家讲的,可是h君其时已病了,他始终没有看见这一只橘子。匆忙凄苦之间,更有谁来慢慢的听我那《寻梦》的曲儿呢。该橘子久查无下落,大概是被我一人吃了,也只当是丢了吧。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从此也没有再去过了。
到北京又是四年,江南的丹橘应该长得更大了。打橘子的人当然也是一样,各人奔着各人的道儿,都忙忙碌碌地赶着中年的生活去,不知道还想得起这回事吗?如果真想得起,又想出些什么来呢?
若说我自己,于几天懒睡之后,总算写了这一篇,自己看看实在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也只好就这样麻麻胡胡的交了卷。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北京
【百家在线】
俞平伯一生交友无数,但与朱自清的友情最为人称道。1920年,俞平伯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与朱自清相识,遂成好友。
从此相互唱和,书信不断,并视朱自清为一生知已。日军侵入北京时,许多文人学者奔往西南联大,俞平伯没有来得及离开北京。在北京文化界,俞平伯当年与周作人关系最密,朱自清担心他步周作人后尘,给他写信,希望他洁身自好,不要写诗。俞平伯从此真的不再写诗了,以此向友明志。朱自清去世后,俞平伯因太过伤心,记者采访他时连话都说不出来。
俞平伯长于作文,也善于讲课,先后做过北大、清华的教授。他的弟子张中行晚年回忆说,他的文章“确是杂,或说博;可是都深入,说得上能成一家之言”,是“五四后的著名散文家”,与周作人比较,“苦雨斋平实冲淡,他曲折跳动,像是有意求奇求文”。文笔“奇峭而有情趣”。然而张中行最佩服的还是他的“才”,“但我总是觉得,俞先生,放在古今的人群中,是其学可及,其才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