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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排队进入教室。每个一年级小学生,配备一位三年级的学兄带笔;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课,就命令三年级的学兄把握着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摹纸。
红摹纸上,一首小诗: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
**十枝花。
田老师先把这首诗念一遍,串讲一遍;然后,以这四句诗为起承转合,编出一段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起来。
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是:
一个小孩儿,牵着妈妈的衣襟儿,去住姥姥家,一口气走出二三里;眼前要路过一个小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炊烟;娘儿俩走累了,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就走过去歇脚;亭子外边,花开得茂盛,小孩儿越看越喜爱,伸出指头点数儿,嘴里念叨着:“……八枝,九枝,十枝。”他想折下一枝来,戴在耳丫上,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迎春小喜神儿;他刚要动手,妈妈喝住他,说:“你折一枝,他折一枝,后边歇脚的人就不能看景了。”小孩儿听了妈妈的话,就缩回了手。后来,这八、九、十枝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此地就变成一座大花园……这个故事,有思想,有人物,有形象,有情趣。
我听得人了迷,恍如身临其境,田老师戛然而止,我却仍在发呆;直到三年级的大学兄捅了我一下,我才惊醒。
那时候的语文叫国文,田老师每讲一课,都要编一个引入入胜的故事;一、二、三、四年级的课文,都是如此。我在田老师门下受业四年,听到上千个故事,有如春雨点点入地。
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发达的形象思维,丰富的想象力,在这方面,田老师培育了我,给我开了窍。
如今,我每逢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坂,遇到老人拄杖散步,仍然像五十年前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谈起往事,我深深感念田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
我十岁到通州城内念高小,级任戴鸿珍老师是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回民。戴老师擅长算术教学,国文课却不如算术课教得好;她、在思想上也是重算术而轻国文的。
第一堂作文课,戴老师命题。出了一个什么题目,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引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便不作。别的同学都已经动笔,我却不打开墨盒,也不展开作文本,只是坐在椅子上失神发呆。
“刘绍棠,你怎么不作呀?”戴老师问我。
“不会作!”我歪着头回答。
“别人都能作,你怎么就不能作呢?”
“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意思。”
戴老师火了:“什么题目才算有意思?”
“我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
“依你,写!”
“我在课堂上写不完。”
“你想到堂下抄别人的吧?”
“您发现我抄别人的,打我的手板。”
“好!”戴老师忿忿地同意了,“我看你写得怎么样再说。”
我在课堂上构思,晚自习便写起来,题目叫《西海子游记》,连写了五册作文本。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通州城内西海子东岸,我常到这百亩碧水的柳荫翠堤上玩耍,也曾下水凫来凫去,惹得警察把我脱在岸上的衣裳扔到树梢上。我对西海子的风光景色十分喜爱,因而下笔千言。
我把这篇作文送交戴老师审阅,戴老师读后给我打了满分,从此便允许我自由命题,不必当堂交卷。
当时,学校有一个佳作栏;类似墙报,由一位爱好文学的国文老师主编;每周将各班的优秀作文集中起来评选,入选者重新誊写,画上题图尾花,张贴公布于大墙上。戴老师很爱面子,每次作文都要叮咛我:“刘绍棠,想个好题目,写得好一点,争取每周都有咱们班的佳作上墙。”
呵,那时候自己的作文能上佳作栏,比今天获得这个那个大奖和溢美之词的赞誉,更令人感到喜悦和激动。
不久,通州潞河中学的三位学生创办油印杂志《益智》周刊,读者主要是城内各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每期发行数百份。《益智》周刊选登我的作文,后来又连载我的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的小说《飘零》。
戴老师感到脸上光彩,却又声严色厉地对我说:“刘绍棠,别光顾了在《益智》周刊上出风头,还得把课堂上的作文写好!”
戴老师喜欢打人,我不敢在课堂作文上偷工减料。
然而,我还是挨了打。
那时,除了两周一次作文以外,每天还要写一则日记,算是课外作业。戴老师新婚,常回北京家中与丈夫团聚。我是班长,她便委我以代阅的重任。我觉得有机可乘,便从中捣鬼,不但自己不写,还免除了一些要好同学的“劳务”。不料,有一天戴老师忽然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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